作為中國人，必須要知道這個基本常識，否則就枉為中國人了。尤其是孩子問你時，答不上來就尷尬了。

“中國”一詞的本意是“處于天地中心的國家”，最初是指以河南洛陽為中心的中原一帶。

后來隨著歷朝歷代疆域不斷擴大，就泛指中華民族建立的國家全境。

當然它并不僅僅是個地理概念，還深入到文化層面。

我們來看看“中國”一詞的源流和演變過程。

夏、商時期，政治、文化中心主要在中原一帶，因而也就被認為是當時天下的中心。

中原一帶也就被稱為“中土”、“中州”、“中國”。

洛陽位于中原的腹地，定都此地，四通八達，利于統治天下。

這個說法，眾多的古代文獻、出土文物都有確證。

例如目前發現的“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是見于出土的約三千年前的一件文物--西周初年的青銅器“何尊”。

眾所周知，古代的青銅器用途廣泛，例如炊器、食器、酒器、樂器、工具、度量衡、兵器、工藝裝飾等。

“尊”的古字形，像一個人雙手捧著酒樽，表示進獻。它的本義是一種盛酒的禮器，是古代祭祀時使用的重要禮器，表示尊重、尊貴、尊敬。

“何尊”，是西周一位名叫“何”的宗室貴族定制的祭祀用的禮器。它在1963年出土于陜西省寶雞市。

這個尊的內底，鑄有一段銘文，共12行、122字。其內容是記述了周朝的一些重大事件，是珍貴的史料。

銘文中有“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的文字。

這句話的背景是：

周武王推翻商朝，定國號為周，定都于鎬（今陜西西安）。同時他有向東擴張疆土的規劃，于是在河南嵩山舉行祭祀時發表禱辭，意思是計劃在洛邑（今洛陽）建東都，即銘文中的“宅茲中國”。

到周武王的兒子周成王時，則落實“東進”規劃，命周公東征，營造東都成周（今洛陽），即“宅茲中國”。

周朝傳位到周幽王時，被西部的犬戎和申侯殺死。

于是，周王室為了遠離犬戎的威脅，第二年，繼位的周平王就正式把都城向東遷到洛邑（今洛陽）。

因為洛邑在鎬京的東面，因而就稱周平王之前的周朝為西周時期，其后稱為東周。

這段歷史，古代的《尚書》等文獻都有記載，“何尊”的出土則提供了重要的實物印證。

“何尊”銘文中的“宅茲中國”，是目前所知“中國”一詞的最早出現。

“中國”一詞的本意，當時指以洛陽為中心的地域。其余的就是偏遠地區。

這里就引申出了著名的“五服”說法。

據說周朝規定，以王城即國都為中心，按等距離劃為正方形或圓形邊界，以五百里為一服，由近及遠，分別稱為甸服、侯服、賓服、要服、荒服。

距離王城最遠的“要服”、“荒服”，就是古人常說的“蠻荒”、“蠻夷”之地。

隨著中原政權的疆域擴大，“中國”一詞代表的地理概念也就擴大至黃河中下游地區。

由此，它的周邊四方地區就被稱為“四夷”，也就是居于天地之偏者。也就是古人常說的“蠻荒”、“蠻夷”之地。

“四夷”是指邊疆少數民族及鄰國。

古代朝廷往往設有“四夷館”，是供邊疆少數民族及鄰國使者居住的賓館，同時也供養著一批翻譯人員。

例如明代的四夷館，內部設有八個館，分別招待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維吾爾)﹑緬甸人士。后來增設八百、暹羅（泰國）二館。

同時，隨著后世中原政權的疆域不斷擴大，“中國”一詞代表的地理概念也就隨之不斷擴大，指代國家全境。

這種地理文化概念代代傳承，反映了古人不斷擴展的“天下觀”。

同時，與“中國”一詞涵義相近的有“中原”、“華夏”、“中華”、“中夏”、“諸夏”、“諸華”、“神州”、“九州”、“海內”等。

漢族先民自古就將漢族原居地劃分為九個區域，即“九州”。例如先秦時期典籍《尚書·禹貢》中記載有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州。

古代華夏族多建都于中原、黃河中下游地區。它與“中國”一詞結合，就有了“中華”之說。

雖然各朝代的國號不同，例如周朝、秦朝、漢朝、明朝等。但是對于所統轄之地，在歷朝歷代被習慣性地統稱為“中國”或者“中華”等。

例如東晉桓溫的《請還都洛陽疏》中，有“自強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

明朝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寫的《利瑪竇中國札記·第二章》中就明確記載：

“我們通常稱呼這個國家為中國（Ciumquo）或中華（Ciumhoa）......”

后來，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直接把“中國”一詞列入國名之中，簡稱中國。

總而言之，“中國”一詞及其相關詞語，源遠流長。

它們歷經演變，已經從當初的中原地理概念，演變為泛指我國疆域全境。

而且，它們不僅僅是地理層面的，更深層的是指文化集體認同方面。

正如一首歌里唱的：“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它擁有廣闊的疆域，有56個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