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購物置地的報道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西方媒體中，但字里行間滲透著感慨、驚詫、懷疑甚或不解的情緒。外國社會對中國“買家”始終有一種微妙的態度。

　　和倫敦有著1小時火車距離的小鎮Bicester，有著英國乃至歐洲聞名的“Outlet Store”(“暢貨中心”，指在大都市郊外開設的大賣場，以極為低廉的價格出售過季的名牌貨)。

　　這種賣場因其價廉物美而受到各國旅游者和中產人士的喜愛。但近兩年來，對Bicester的抱怨開始增加，“怎么現在這里的折扣越來越少，價格越來越不劃算了?”在英國的女留學生王小慧告訴《世界經濟學人周刊》。她曾是這里的常客，不過這兩年她很少光顧，因為不太劃算了。

　　中國人購物置地的報道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西方媒體中，但字里行間滲透著感慨、驚詫、懷疑甚或不解的情緒。

　　相似的一幕，其實曾在上世紀80年代出現過，當時的日本“幾乎買下了半個美國”。

　　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和旅行團到發達國家“掃貨”，使得當地商家一再提高價格。幾乎所有名牌專賣店，如巴寶莉(Burberry)、古馳(Gucci)等都增加了華人員工為中國客人服務，“您可以使用中文購物”的告示格外醒目。Burberry在倫敦銷售額的30%來自中國游客，而中國游客買走了歐洲Gucci22%的銷售額。

　　“北京鎊”(指中國人在英國花的錢)已經在英國成為一個新名詞。2009年，中國游客的開銷比前一年增長了3-4倍。

　　位于東京銀座著名的三越百貨店內，售貨小姐用中文和客人交流的情形甚為平常。付款處貼著“我們歡迎使用銀聯”的告示，上了年紀的日本管理人員站在門口，給魚貫而入的中國游客90度鞠躬。1月24日的日本《朝日新聞》以《期待中國人的錢包》為題，報道了日本靜岡縣為迎接來自春節假期的中國游客而做的種種努力，包括提供中文說明、中文導購和相關金融服務。

　　即使在中國特別行政區香港，來自大陸的購物潮也讓商品價格一再上提。“圣誕期間的折扣少得可憐，有些根本沒有，以往有很多兩三折的商品。”在紐約華人街日報工作的小王和香港《世界經濟學人周刊》聊起香港目前購物現狀，“現在去香港購物的人真的太多了，過個關都要好幾個小時。”

　　這些，僅僅是“中國人購物狂潮”的縮影。事實上，從倫敦的哈羅百貨，到巴黎的老佛爺百貨到米蘭附近的一些名牌工廠店，沒有人能預測中國買家的上限在哪里。

　　據全球報告組織統計，中國已經超越了美國，成為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購買國。

　　圣誕節前，57歲的香港房地產大亨劉鑾雄(身家25億英鎊)花3300萬英鎊買下了倫敦高檔住宅區一幢6層豪宅。英國《每日郵報》指出，中國買家是目前倫敦最活躍的海外投資者。很多中國大陸人在倫敦物色房子(預算800萬-1700萬英鎊)。“如果這些中國人不買房，就會買公司，買很多公司。”

　　是的，中國企業的海外收購和擴張在同步進行。從聯想收購IBM的Thinkpad業務到吉利整體收購沃爾沃，到最近的中石油收購歐洲的煉油廠和工商銀行收購美國東亞銀行。

　　國際社會和輿論已經從一開始的驚詫、議論紛紛到現在的習以為常。媒體的觀點已經從“中國人會來收購嗎?”發展到“中國人會出價多少?”

　　海外采購的第三個層次就是政府采購。“有人開玩笑說是‘坐著飛機吃大豆’(兩種我國政府近年來最常采購的商品)。”哥倫比亞商學院威廉姆斯教授接受到媒體采訪時形容中國的政府采購，“他們長期以來為了在短期內平衡國際收支，做了很多這樣的采購。”

　　“去年9月份我去了中國，感受很深。中國人，特別是富有階層的中國人在美國非常有錢，但是他們對奢侈品的追求并不讓我覺得舒服。”威廉姆斯感慨，“過度的追求奢侈品既不利于國家持續發展動力的提高，在西方人眼里，更多是暴發戶的形象。”

　　外國社會對中國“買家”始終有一種微妙的態度。中國客人由中國員工接待，外籍員工往往冷冷地在一旁看著，似乎在看著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小偷們也總喜歡盯著中國人，因為都知道“中國人有錢，且現金多”。

　　倫敦的酒商也對中國人有兩種印象。首先，錢不是問題。蘇富比拍賣行不久前宣布，一瓶1869年的“拉菲”以超過13萬英鎊的價格被―位中國買家買走。“順便說一句，買那瓶酒是為了喝，而不是藏在酒窖里。”近一年來我們發現，人們幾乎肯出任何價錢買酒，”佳士得拍賣行的酒類拍品負責人戴維?埃爾斯伍德說：“這不是投資，而是無節制的消費。”

　　其次，中國買家有他們自己的喝酒方式，而這種方式可能令傳統的品酒行家感到驚詫。即便是6000英鎊一瓶的1982年法國頂級紅葡萄酒，中國人也會端起酒杯一飲而盡。他們會干掉一整杯，甚至加入可口可樂，讓酒喝起來更甜。”《紐約每日電訊》報道。

　　出生在香港的倫敦理財師安迪?王說：“西方生活方式對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吸引力。”他說： “他們絕不認為乘坐豪華游艇遨游法國圣特羅佩灣有什么特別吸引人之處。”那他們做些什么?“哦，你知道，他們喜歡養鳥”。 安迪說，“還有書法、繪畫之類的事情。”

　　“中國有13億人，最富裕的人數即使很少也有6000多萬，就和歐洲一個國家總人口一樣，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消費人群。”威廉姆斯分析道，“但是從另一方面說，按照聯合國GDP3000-8000美元的標準劃分，中國剛剛邁入中等發達國家下限。在這種情況下，過度奢侈自然會引來非議。”

　　《紐約時報》在一篇名為《購物，中國，購物》的文章里也寫到：中國依然是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他的人均GDP比泰國和秘魯都要低。在遠離大城市的農村里，許多人依然因為貧困維持著最低水平的物質生活及放棄最基本的教育。

　　相對于個人的消費購買來說，以企業和國家行為的海外購買因為牽扯進更多的商業和政治因素，并不適合用簡單的道德思維去剖析。

　　但是在客觀上，目前的中國企業還缺乏很經典的海外收購的成功案例，我們總是能聽到不和諧的聲音。

　　歐盟委員會負責工業事務的副主席安東尼奧?塔亞尼(AntonioTajani)近期就發表言論要求：歐盟審查那些帶有“明顯威脅性的投資”。這被認為直接指向來自中國一家不明企業對一家荷蘭光纖企業的失敗收購。而另一名歐盟高級官員，貿易專員古赫特(Karel DeGucht)，近期也主張：如果中國不能在政府招標中對外商一視同仁，就要對中國在歐盟的商業收購和投標進行報復。

　　在這種爭議中，我們固然應該批判和警惕西方對中國的政治偏激和其他各種有色眼鏡，但是對中國企業和政府自身需要的一些策略也不應該完全忽視反思。

　　威廉姆斯直言中國的海外收購在戰術上存在問題：“我們現在已經感覺到，中國人買什么，什么就漲價，所以戰術上要配套。不能當冤大頭。”

　　他進一步分析：“美國次貸危機以后，全球資產的水分相對被瀝干，所以現在這些資產相對來說是一種‘干貨‘，中國去抄底未嘗不可。但是抄底不等于隨隨便便直接買企業，也不代表都去買美國國債。中國在進行海外收購的時候可以注意三點，第一個是資源類。第二個是收購人才，比如華爾街的金融人才，如證券分析師、精算師等過去要價很高，現在就低很多了。第三個就是繼續要和美國討價還價，爭取引進更多技術。”

　　曾幾何時，富裕起來的日本人也在世界范圍內大肆撒錢，給人留下深刻而充滿爭議的印象。“日本人很好認，手上拿一個相機，胸前一個相機，屁股上還別著一個相機”，類似嘲諷常見于1970年代的歐美媒體。從當時很多西方影視作品里可以感受到，日本人的形象并不好，總是“有錢但是咄咄逼人”。

　　日本企業和政府也不落后于普通國民，收購帝國大廈，收購電影公司米高梅，整個整個地從法國購買古堡和葡萄酒農莊等等，甚至有些日本村莊，因為泡沫經濟時期錢多花不完，干脆買入大量的黃金鑄成佛像。在泡沫經濟破裂以后，這些“盛景”淪為后人的笑料和批評日本經濟模式的論據。“有人說日本人玩不過美國，我倒覺得不是如此，并非日本人就沒有美國人聰明。只是日本人收購的時候還有很多經濟泡沫，其實還是時機問題。”曾在日本做過訪問學者的威廉姆斯如此認為。

　　不過從另一方面說，30年過去了，雖然日本在經濟上依然沒有完全走出泡沫經濟破碎后的陰影。但是其民間形象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除了老調重彈的“民眾素質”論外，其他一些因素也依然值得考慮。

　　日本人追捧名牌的風潮并不比中國人低。有人戲稱“路易斯?威登”(LV)如果沒有日本消費者的青睞，不會有今天的地位。但是日本人自己也能創造牌子。川久保玲、三宅一生、山本耀司、桂由美等時裝大師早已在西方取得了不弱于其本土大師的世界影響力和地位，無印良品、優衣庫等在西方也能受到和本土品牌同樣的追捧。

　　除此之外，其他日本制造也以自己的品質打入西方市場，贏得尊重。以威士忌為例。在2010年英國《威士忌雜志》評鑒中，最佳單一純麥品項由朝日啤酒的“余市”(Yoichi)奪冠;在調和式威士忌這個品項，日本三得利公司的“響”(Hibiki)獲全球第一。在奶酪、火腿、巧克力等西方傳統領域，日本產品也屢獲殊榮。這值得還停留在“買和消費”這個階段的我們思考。

　　通過這些具有較強文化屬性的產品，日本消費者得以更加平等的面對西方社會而不是“頂禮膜拜”抑或“高高在上”。這點值得穿著Prada的衣服，開著保時捷轎車，喝著波爾多的干邑的中國買家們深思。

因為中國人的觀念一來洋玩意兒就是高檔貨，外國買的就是有面子上檔次，可夠顯擺，二來這幾年國貨確實不盡如人意，有的國內的奢侈品還不如國外的普通貨

很簡單，中國人好面子，認為帶上那些奢侈品自己檔次就上來了，外國人則不這么認為，僅僅是個偏好

因為,少數人輕易地占有了多數人的利益,

所以,他們敢于輕松地把利潤送給別人,

滿足他們那見不得人的私欲!!

因為中國的窮人太多并且過于貧苦。中國是塊大蛋糕。中國極少數人占據著整塊蛋糕，而絕大部分只能分食蛋糕渣滓。貧富差距巨大，兩級分化落差巨大。有錢人、富人超級富裕。窮人則常常入不敷出。